在物流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应用数学建模的好像不多，但实际上物流体系的后台完全是数学模型构建的优化体系，而且需要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其中的博弈问题。然而物流体系纷繁复杂，或抽象演绎，或建模解方程，或收集数据回归分析，或用博弈均衡，逻辑清晰得出的结论却往往指导不了实际的物流作业。现实的经济现象真的可以被量化吗？如果假设不妥甚至完全错误，那么建模研究的结论在现实中还有意义吗？

　　毫无疑问，将数学方法引入到物流体系中的经济学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在物流体系的发展。如果没有数学的引入，经济学就缺少了科学的数理完备的基础；如果没有数理方面的证明，所有经济理论顶多是经济生活中经验现象的抽象演绎，不可能成为指导未来的科学依据。

　　但当数学开始统治经济学时，经济学就会陷入困境。物理学借助数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模范，但经济学绝对不可能在数学的帮助下成为第二个物理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通过大量运用数学而使从假设前提到结论推理之间都存在更为严格的形式逻辑，希望借助数学的使用以一种近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来得到普遍适用的结论，但是这无法逃脱一个命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凡社会现象必然牵涉到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人类个体和社会的决策过程远比模型要复杂得多，以数学来描述的经济模型无论如何精确，都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化。

　　凯恩斯说：“把经济分析体系符号化的伪数学方法一个重大错误是，他们明白地假定其中因素之间完全相互独立。当这个假设无法被接受时，数学方法的说服力和威信便荡然无存。近来的‘数理’经济学大多是胡编乱造，像其所依据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在一堆自命不凡和无用的符号中，它使作者看不见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依性。”

　　奥地利学派也批判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其重视对经济事务的本质的理解，而不是挖掘其形式和功能性联系，认为将经济学数学化的努力并无益于认识经济事务的本质。门格尔反对在经济学研究中依赖数学，也从未公开将边际思想与微积分联系起来。

　　借助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但是将经济学数学化却会使经济学的本质迷失在数字模型中，说到底，数学只是经济学家借以表达经济思想的工具，经济学的本质不在于有没有数学，而在于有没有丰富的思想，能不能推出可供验证的假说。

　　经济学数学化这一趋势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当学者单纯利用数学工具预测经济现象，从而给出政策建议时，该预测可能是建立在与经济现实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符合的模型之上的荒谬的结论，经济政策可能会因此走偏，导向始料未及的局面。这与数学的僵化倾向有关。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相当于一种经济学领域的“异化”现象。所谓异化现象，是指当科学在人类社会赢得广泛胜利的时候，人的感性生命也在这个可以用科学的原理定律来安排和处理的世界中迷失了。科学突破了其自身的意义范畴而开始定义和解释人生，人类创造的器物本身出现了僵化倾向作为实际功效和利益而行世，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异化”现象，人的生存客体化，人所创造的对象反过来否定人自身的生存。贯彻到经济学领域，也就是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科学的工具反过来统治了经济学家。

　　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是我们认识到从理论上来看的经济学的贫困；从现实角度出发，经济学与道德哲学的分裂，是经济学对现实的扭曲指导的根源，也是经济学的贫困的根源。所幸的是，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之间的冰川存在着消融的趋势。这种变化来自于经济学外部的压力——政治哲学领域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权利论，围绕争议问题展开了关于经济伦理的讨论；也有来自经济学内部的批判——哈耶克对经济学进行的哲学反思，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经济学，贝克尔的利他主义分析，这一切都在试图回归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深刻关注。在这些学者中，阿马蒂亚·森触动了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中立”原则，推动经济学重建伦理维度，点燃了重建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盟的理想火炬。这理想如星辰，现在我们没办法触摸到它，但我们始终希冀着它的呈现，使踽踽独行的航海者可以借着这璀璨星光的位置远行。

　　马歇尔说“几乎所有近代经济学奠基人都具有温和的性格并富有同情心，他们很容易被人道主义热情所感动。他们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财富，而是财富在人民大众中的分配。”因此，愿意花费时间去取得经济研究的工具，但誓不迷失于工具海洋之中，永远望向经济学的灯塔——那隐藏在生活中的经济发展规律，怀着经世致用的理想和始终如一的良知，航行在经济学的伟大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