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力/文

　　放眼世界，纵观中国，盛世与乱世的历史交替背后都有金钱的力量在驱动，金融正是那双看不见的手。可以说，“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是部金融史”。当今社会，金融的力量无处不在，已渗透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等领域莫不受到金融的影响。金融可载舟，亦能覆舟。金融的作用发挥恰当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将被激活，国家安全全局都将有保障。反过来讲，如果金融搞不好，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全球化造成了一个错觉：金融是中性的，市场决定一切。然而，在人类政治经济史上，金融从来都不是中性，而是为价值观与利益所驱动的。国家利益是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最大化国家利益不是阴谋，是阳谋。金融天然具有调节利益的属性，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牛鼻子”。在当今社会，金融的地位，已经由经济工具拓展为国安重器;金融的属性，由经济范畴拓展为政治范畴;金融的本质，由“术”拓展为“道”。金融的真正意义，可以称为国策。

　　金融一向有价值取向，是推动某种价值观的工具之一。对中国而言，核心价值观的逻辑框架有两大关键。第一，中华文明是五千年来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连续发展至今的文明;第二，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核心价值观的逻辑框架，中国金融的价值取向呼之欲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文明的永续传承。新时期下，中国金融不仅应关注自身安全，还要充分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与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一致。

　　金融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使得很多人误认为金融是一个“无色”的专业领域，实际上，再复杂的金融创新、再专业的金融操作、再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其构成、执行或参与的主体都是人。只要有人，就不会有“绝对无偏”的利益取向，就不会有“完全无色”的行为结果。新时期下，中国的金融决策不应仅仅是技术性、专业性的，也不应只以是否盈利赚钱来评判，而要反映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虽然平缓复苏，但基础并不牢固，存在较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资本无序流动、全球债务高企、市场信心不足、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得不到保障。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于预期，潜在增长率下滑，国际贸易投资低迷，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多个引擎同时失速进而陷入停滞状态，要从“亚健康”完全走向健康，很可能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当今世界面临着“数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但一些大国出于维护现有利益的需要，始终固守旧的治理格局，忽视新的治理诉求。世界利益不会自然实现，固化格局不会自我瓦解，共同发展需要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需要新兴大国积极主动、有所作为。在此背景下，把全球治理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实践课题，用务实行动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变革是当务之急。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正主动承担起务实推动全球治理的大国重任。

　　中国是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金融是全球治理的关键抓手，两大趋势深度结合，将中国金融推上了参与治理和引领变革的历史风口。中国金融所具备的价值观、时代观、变革观、实践观和公平观，将有利于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返璞归真，推动全球规则秩序的转折升级，增强多边共治体系的共同建立，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公正透明，实现全球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金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和而不同”的合作观、“和衷共济”的产业观、“和风细雨”的发展观、“和谐有序”的监管观，让中国金融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展现出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力与担当。

　　中国金融必须自强不息，时刻以提升自身实力、完善金融服务功能、维护金融安全为己任。在此基础上，加大“走出去”，突破“小我”，避免“独乐乐”。中国金融机构要“走出去”，实施中国金融治理措施;中国货币要“走出去”，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公平再造;中国资本市场要“走出去”，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更加高效、多元和活跃;中国金融监管要“走出去”，传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思想;中国金融理念要“走出去”，践行正确的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将金融作为全球共同发展的工具，而非某一方谋取私利的工具。

　　天下大治，大国担当。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共同发展，中国金融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是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世界变革的客观结果，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选择。中国金融以“互尊互信、共赢、共担、包容共济”为原则，通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货币、金融监管、金融大数据等多重手段，夯实硬实力与软实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对待周边国家，大力培养使用国际化人才，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地缘政治、多元文化、经济贸易、金融货币、能源格局、产业结构和生态环保等多个层面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以共同发展为唯一目标，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实现责任共同体，最终打造命运共同体。(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