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丽敏
我国的环保问题近几年备受关注,在3月21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外方嘉宾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环境质量”为主题就如何用金融等手段改善环境质量的问题展开讨论。
陶氏杜邦公司董事长利伟诚表示,对中国来说,环境治理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在空气洁净、食品安全等方面做得更好,未来中国应该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两者的结合发展可以营造良好的环境,环境好则公民好,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因此,中国应该充分运用兼顾的思维方式,来治理环境以及提升环境质量。如何把技术用于创建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无论对中国来说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绿色债券填补环境资金缺口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欧智华提出,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设定了环境管理的目标,包括减少大气、水、土壤的污染,碳排放强度降低60%。如果要实现“十三五”规划中的目标,预计需要2万亿元,换成美元的话是好几千亿。那么如何为此融资?中国政府可以考虑运用债券融资的方法来弥补资金的缺口。具体来看,虽然现在银行很难设立这么长期限的债券来为这些项目提供融资,但是其实可以邀请投资期限比较长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加入。
他说,尽管中国已经推出了“绿色金融”的指南,从字面意思理解“绿色金融”这个词有些奇怪,实际上它是让支持环境改善项目的人可以精准利用融资,以吸引投资者。但是中国所需的资金量相当大,“绿色金融”所吸引的融资并不能尽如人意。
欧智华表示,2016年全球已经推出了大概有2亿美元左右的绿色债券,但是总量相对于需要的资金量还是少。巴黎气候峰会之后,全球包括中国想要达到提出的低碳发展要求需要大量资金,这会很大程度地改变市场格局,会促使“绿色金融”变得稀缺,因为很多公司需要追踪资金的用途以确保专项专用。因此,一些政府和多边国际机构希望能够出台相应的激励机制刺激市场。例如,对碳的定价,未来如果开始征收碳税,可以把一部分的碳税用于补贴这些发行绿色债券的公司。那碳税就可以变成促使碳定价更合适的有效手段,也能够使绿色能源较传统能源的价格更有可比性。现在的定价正如大家所说是一种无风险的定价并不能真正地反映环境的成本,所以这会给很多国家的财政带来负担。
另外,他建议,如果银行想要支持类似绿色债券的项目,风险权重要调低;对于支持传统碳行业较高的银行,要给予其较大的风险权重。因此,很多的基金经理都提出有必要把气候变化作为他们定价条款当中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在尝试绿色债券的发行,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很多的银行也在考虑怎么样把这样的产品卖给他们的客户,例如,在2016年汇丰就推出了一个全球的疫苗接种的项目,大概筹集了2500亿美元用于支持国际疫苗的接种项目。未来,类似的绿色债券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实际上“绿色金融”需要融资的金额非常高,政府要做的是提供一些资本和税收方面的优惠,也希望投资者可以充分利用“绿色金融”的机制。
大数据助力环境管理
IBM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执行官罗睿兰则介绍了技术在管理和改善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
在罗睿兰看来,中国“十三五”规划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个蓝图,其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一个环境保护体系,它需要基于科学和法治并且基于技术。
她举例道,IBM在中国北京合作的一个项目叫做“绿色地平线”,这是一套非常准确的空气质量预测和建模的系统。由大量的感应器收集天气和大气数据,以此来预测空气污染,并且能够将准确预测提前3—5天。那么北京就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调整交通模式。
她认为,“绿色地平线”这样的项目在中国能够成功,证明了信息和大数据在环保方面的重大用途。实际上我们可以采集很多非结构化的数据,比如天气的规律或者科学杂志或者政府报告等,收集这些信息技术叫做认知型技术,也是运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就是说应对环境保护这个挑战可以运用更多的方式来解决。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尤为重要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凯飒表示,在巴黎气候大会上195个国家历史上首次达成一致气候协议,每个国家都承诺将为二氧化碳减排作出贡献,中国承诺到2020年将碳排放强度降低60%,显然针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将改变二十一世纪。
他认为,能源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一个源头,但是能源需求依旧不饱和,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单靠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入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是解决各行业供需两侧困难的良策。
同时,他认为,交通方面也是排放大户。未来可以通过智能交通减少城区交通所带来的排放量,预计至少能减少20%,带来空气质量的显著提升。
凯飒建议,中国政府可以从三方面入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第一,强化民众对于提高能效的意识;第二,为有能效的投资提供相关的财政激励;第三,与拥有相关技术、专长的国际企业开展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