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纸业公司组织打假维权,却被仿冒企业所在地的主事官员告知该企业事关地方税收、就业,不能一下子关闭,需要慢慢“转型”;同样一个节能评估报告,有熟人或跟领导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过,而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企业,要3万元才能通过……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诸多看不见的“隐性成本”像是捆住企业的“绳索”,不仅抑制企业创新升级、提供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时下企业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成本’。”一位资深的金融界人士说。
企业 “臃肿”且“体虚”
成本,是企业经营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但从记者调研情况看,大多数企业的“成本”负担仍较为沉重。
面对企业“降成本”的迫切需求,记者历时两个月,横跨东中西部,覆盖全国1/3的省市区,以“独立问卷+走访调研”的形式,了解分析当前企业面临的“成本”困境,力图通过对500家企业的有效问卷数据分析以及采访实录,尽可能还原目前企业成本负担的真实状况。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他看起来就像一个“臃肿”且“体虚”的胖子:一方面,他自身重量大、负担过重,即成本高;另一方面,他身体虚弱,气色不佳,即盈利能力差。
根据问卷统计显示,在记者调查的500家企业中,有59.7%的企业表示当前利润较低,有13.3%的企业已经出现亏损;有65.2%的企业表示当前销售一般、订单不足。其中“用工成本上升快”“融资难”“原材料上升快”“税费偏高”“社保负担重”分别位居企业“困难榜”前五位。
企业到底有多“臃肿”?一位地方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过去十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增长远高于GDP和企业利润增长,‘五险一金’甚至比一些欧洲国家还高,很多企业承受不起。”
江西省某地级市工信局一位负责人从企业税负角度分析说:“中国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占整个运营成本的40%,县一级可能更高。”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制造业融资成本后发现,目前国内最便宜的借款成本约为年利率6%,仍是美国的2.4倍。
“成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的可计量有的不可计量。简单理解,收入与利润之间的差额便是成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说,对企业来说,收入、利润的减少,或两者同时减少,都会造成“成本”增加。换句话说,收入和利润水平,可以从侧面映射成本的高低。
记者梳理了国家统计局近20年有关工业企业的收入与利润水平发现:1998年国企改革以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一共出现了3次较大的周期性下滑,分别是1998年国企改革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以及目前的经济转型升级期。相较之下,现阶段的企业经营情况,较金融危机时期有所“恶化”,但好于上世纪90年代末。
“时下企业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成本’。”一位资深的金融界人士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传统的制造业、出口优势在不断弱化,随着土地成本升高,劳动力工资增加了3至5倍,再加上税费成本,企业不堪重负,尤其是没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已面临全面萧条。
隐性成本捆住企业手脚
记者调研发现,已经“虚胖”的企业还承受着诸多“隐性成本”。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像是捆住企业的“绳索”,不仅抑制企业创新升级、提供有效供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
问卷数据显示,45.3%的企业对当地政府简政放权工作表示满意,但认为政府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其中对“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呼声最高,占比37%。数据分析发现,一些地方政府“乱伸手”带来的不当干预和企业的盈利密切相关。其中,认为“政府干预及政策不稳定”的企业中有50%“利润较低”;认为其他“灰色”成本高的企业中有53.3%“利润较低”。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成本。一方面,产权保护制度的欠缺增加了企业维权成本。“为什么目前供给质量不高,就是‘山寨’太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过去仿造是为了“追赶”,现在却阻碍了创新。国内某著名纸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被华北某县五六家企业仿冒生产。企业组织打假维权时,当地领导竟表示,这些企业事关当地税收、就业多个方面,不能一下子关闭,需要慢慢“转型”。
另一方面,传统的税收激励方式不利于企业从事创新性投资及科技研发活动。重庆伟岸测器公司是一家创新型企业,原材料经过研发到销售,增值部分相比加工贸易企业高出很多,但这也意味着要缴纳更多的增值税。反之,强调做大规模而不重视创新的企业增值少,就可以少缴税。
——制度成本。一是技术和产品供给受制于政策供给。二是地方利益凌驾于产业之上,增加企业投资成本。三是审批管制夹杂隐性成本。
中部某省一位政协委员到企业调研发现,同样一个节能评估报告,有熟人或跟领导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过,而人生地不熟的外来企业,要3万元才能通过。
——垄断成本。广州市委政研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医疗、体育、文化、旅游等既是公共事业,也是“十三五”国家重点推动的产业。企业愿意干,老百姓也需要,问题在于这些领域门槛过高,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即便进入,也往往因为没有话语权而很难有发展。
松绑:减少管制+减税
受访的企业和相关专家认为,为企业降成本,首先要为企业“松绑”。“要给企业减税降费,同时放松管制、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志彪说,这就是既要“宏观经济稳定”,也要“微观经济放活”。
微观放活,意味着尽量减少制度和政策羁绊,为企业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环境。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则进一步提出:“不打扰并不意味着服务和市场监管缺位,比如为企业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这是从政府层面为企业降成本的更深维度。”
三胞集团副总裁岳雷说,从2014年开始,他们陆续收购了英国老牌百货集团House of Fraser、以色列最大的养老服务企业Natali以及美国上市公司麦考林、连锁企业Brookstone等,都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这说明微观经济体的活力和潜力,可以通过在市场发展来驾驭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认为,为企业降成本,主要是降低政府一侧的成本,核心是通过减税降费,让企业能腾出手来搞创新研发。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说,税收成本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几十万、上百万家企业扭亏为盈,避免倒闭。“但不能满足于当前只在边缘税种上小打小闹,需尽早选择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全面下调税率”。
“降成本地方政府也可主动作为,如加强对地方性收费的规范清理及部分不良摊派的查处整治。”大连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靳国卫说,东北地区企业的社保和各种费用负担很重,占比将近工资总额的50%,如不在降低企业成本上做文章,东北振兴将举步维艰。
浙江杭州凯泰资本首席合伙人徐永红认为,过去的税收体制是建立在国有纳税主体模式下,以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未来经济形态发生深刻变化,财政税收体制宜从系统上进行完善,要适应消费型经济的社会形态,以个人所得说、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等为主。财税体制要科学设计,支持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