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公投七成以上人士反对政府进行普惠型补助，被认为表明瑞士人民不愿意吃大锅饭，有人更上升到全面福利会助长全能型政府气势的高度，当然也有人“恶毒”地揣测，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瑞士对移民太有“吸引力”。

瑞士人民的底气来自本来就很殷实的福利和较高的就业率。如果换一个场景，比如瑞士的失业率高达七成以上，这些失业民众会对政府的普惠型补助投反对票吗？

会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吗？按照《机器人时代》的说法，会的。在该书作者马丁·福特看来，一个大多数人无工作的未来正在到来。

在美国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等民粹型政治家看来，外来移民和工作岗位外包是发达经济国家普通民众工作岗位丧失的主要原因。因此，限制外来移民，鼓励工作岗位回流便成为他们煽动人心的主要政策诉求。

然而，现在有一个幽灵，一个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幽灵，正在欧美国家徘徊。这个幽灵不仅正威胁到普通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如搬运工、收银员等岗位，还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蚕食记者、翻译、投行分析师等所有跟数据打交道的所谓智力密集型职位。前者是自1970年代欧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岗位外流后普通民众主要的就业领域，后者所提供的税收则是支撑福利体系的主要基础。如今这两个领域的就业都面临荤素不拒的机器人的威胁，其间所蕴含的风险及其后续影响委实不可小觑。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机器争夺人类饭碗的恐惧和仇恨就一直挥之不去，英国18、19世纪之交以捣毁机器为主要诉求的“卢德运动”，便是在这类恐惧和仇恨的驱动下发动的。当然“卢德分子”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反对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落后顽固分子被嘲笑讥讽，以至于对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的社会经济后果表示忧心的人，也经常被冠以“新卢德分子”的名头。

如此乐观地看待“卢德分子”的底气在于，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新的技术革新所引发的产业重构，在淘汰旧技术标准和产业格局下冗余岗位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新的工作岗位，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从而抹平转型阵痛。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旧人囿于年龄和知识结构难以获得新的工作机遇，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必然会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这样的底气过于乐观。所谓发展红利会自动外溢并覆盖全社会的说法从来不成立，福利社会的构建是市场经济先行国家的民众经过一百余年的抗争才基本成型，而那些掌握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的人们总是能分得较大部分的蛋糕。

欧美战后大规模制造业提供的大规模就业持续了“黄金三十年”，到1970年代随全球制造业再布局而就业规模日趋缩小。大部分原蓝领工人的再就业岗位并非来自1980年代起红红火火的信息科技、创意产业和金融行业，而是对劳动技能要求较低、含金量也较低的低端服务业岗位，由此导致的贫富分化和居民过度依赖财产性收入，再叠加经济过度金融化，累积近三十年后终于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爆发。

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虽逐渐向好，但无就业复苏带来的挑战与日俱增。如今机器人的横空出世不仅同时威胁低端和高端职位，还令就业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无疑将加剧贫富分化，并进一步瓦解福利社会的基础。特朗普这匹政治黑马的胜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民沮丧和挫败情绪的反映。

此外，由机器人导致的发达经济体工作岗位的收缩，还在销蚀全球化红利。此前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和技术跨国流动寻找廉价劳动力，因此发达国家工作岗位的流失一般而言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就业市场的扩大，这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受益于“世界工厂”和印度作为服务业外包对象国吸纳的新增城市就业都得到充分证明。如今随着智能化制造和数据抓取分析产业的勃兴，上述势头很可能被大幅扭转。上一轮全球化所形成的发达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否迎来重构甚至一定程度的脱钩，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乃至政治龃龉会否增加，都有待观察。

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五百年中，人们处心积虑要克服的挑战是如何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而如今人类历史上可能第一次面对大批无工作者所带来的挑战。这也是《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为之忧心忡忡的议题。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和福利体系的勃兴，是因为此前我们身处一个“大众”的时代，工厂主需要大众来充当制造业大军，军队也需要大规模常备军去打仗，因此统治阶级被迫从各方面向大众让渡政治经济权益和社会福利。如今随着机器人和各种人工智能的崛起，“大众”不再被需要，大众时代即将彻底成为过去式，其所对应的社会结构和维系社会运转的软硬件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马丁·福特指出，如果无工作者现象日益扩大且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也许就必须考虑类似全民补助计划这样的应对举措，否则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持续萎缩，经济运转将陷入停滞，所谓的高科技将变成自说自话的游戏。在他看来，向高科技暴富人群征税有着内在的合理性，毕竟这些科技突破与创新是在全人类的知识积累基础上产生的，收益理应雨露均沾，更不用说有些研究发明所用到的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由纳税人的钱修建的。当然，这样做会否打击科技创新者的积极性，马丁·福特并没有给出答案。

而在乐观的未来学者杰里米·里夫金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在一个“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共享经济的时代，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使那些由社会企业和产消者组成的数百万小型参与者聚集到一起，形成全球性协同共享系统。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仅被颠覆，还将被终结。估计在这样的后资本主义时代，机器人也罢，人工智能也罢，都只不过是共享经济的加速器而已。

里夫金式的乐观显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所谓的个人化3D打印成为生产者，共享经济也不意味着人人都是“平等”的消费者。

此外，在未来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机器人抢夺工作岗位的挑战，还有各种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包括DNA缺陷修复与改造等生物工程造成的鸿沟。确实，我们很难想象谷歌工程总监雷·库兹韦尔在《机器之心》里所描述的那些脑机合体的人士，在面对有着普通人脑的种种缺陷和限制的芸芸众生时，有着多么大的智力、心理和情感上的优势。当一方拥有几乎全人类所有的已被数据化的文明成果及其算法，而另一方穷其一生焚膏继晷也只能略具专业技能时，双方怎么可能平等地竞争。此外，当一方战战兢兢避免因病致贫，另一方却可能通过生物工程大大延长生命并拥有几乎不老的容颜时，这种触目惊心的生命意义上的鸿沟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撕裂感。

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21世纪可能会成为最不平等的一个世纪。那些负担起这些高科技“奢侈品”的人群和那些负担不起的大众，在未来将如何相处，人类此前固有的经验已入不敷出。

有人曾半开玩笑地说，也许以后社会上只有三种人：兢兢业业干活儿而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有钱有闲享受“现实”乐趣的人，最后还有缺钱少工作靠VR（虚拟现实）慰藉平生的人。但VR真能长久满足人类各方面的物质和情感需求吗？有朝一日VR族会不会像美国战后貌似无忧无虑的那代年轻人，为了寻求生活真正的意义，发起他们愤怒的反击呢？

因此，在忧心人造智能会否反身攻击制造了它们的人类之前，也许我们更应该忧心我们该如何与机器人共舞，以及在这样一个共舞时代如何和谐共舞，以免舞会因我们人类自己的问题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