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彭博社

编辑：刘馨蔚、陈培艺

翻译：程玺

"山西的核心竞争力是煤炭，从煤炭向其他产业的调整是很难的"

山西的煤炭为中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帮助锻造了各地铁路、公寓建筑、高层写字楼以及工厂所需的钢材，也为给它们提供电力的发电厂提供了原料。

如今，在政府着眼更依赖于消费、服务和创新的新型增长模式之际，山西这座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煤矿的内陆省份陷入了困局。中国计划到2020年削减全国约9%的煤炭产能（5亿吨），山西将因此受到最剧烈的影响，而且，这可能只是未来数十年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一阶段。

36岁的郭毅（音译）此前在一家国有煤矿工作了10年，今年3月，他成了第一波下岗者中的一员。

郭毅是煤炭重镇大同的一名会计，和他一起下岗的还有1200名矿工及地面工作人员。他表示，“我还算幸运，因为我有技术。”目前，他已在一家私营煤炭加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但这份工作没有为他和家人（包括11岁的儿子）提供社保。“矿工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们只能干体力活。”

中国柳林，一名矿工下班后走出矿井

山西的挑战也是中国北方工业区普遍面临的挑战：如何关掉那些烧钱的、雇佣了上百万人员的煤矿。眼下，削减产能尚未全面铺开，而紧缩的伤痛已经浮现出来。去年，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山西省的增长率排名倒数第二。

煤炭依赖

在这一措施之下，一旦离职员工对买断金额或新工作不满，很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今年早些时候，在全国省级领导人召开政策会议时，山西省已在截至202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承认，该省在转移对煤炭等相关产业的依赖方面尚有不足，此类产业在山西GDP中所占的份额达到了惊人的80%。

雪上加霜的还有债务问题：煤老板们欠下的债务已经相当于该省一年的GDP。去年，山西的煤炭产量下滑了3.5%，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下滑了约7%，而需要偿还的债务还在持续增加，本地矿主们今年将有2680亿元人民币（约合41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

这一情况与中国另一些获得新增长点的热点地区形成了天壤之别：比如正兴旺发展的创新之都深圳，以及在内陆特大城市重庆一带崛起的制造业基地。

结构调整之痛

在山西中西部的焦煤之城吕梁，38岁的家庭主妇马女士靠在街上的一些纸箱上，向记者讲述了结构调整带给她朋友们的磨难。她丈夫之前工作的公司是一位煤炭大亨开的，如今这位老板成了阶下囚，她丈夫也在去年下岗，至今仍有半年左右的工资没有拿到。

“我们得吃饭，孩子们得上学，”马女士表示，她不想透露全名,“因此，这里的人什么活儿都干。有人开出租车，有人种玉米，还有人干脆就去扫大街。”

中国正力图通过改革，将国家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转变为高收入经济体，这也是20世纪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西方国家在更早一波工业化浪潮中走过的道路。然而，马女士以及东北锈带地区和她一样的人们则成了这场改革中的失落者。

而即便中国整体能顺利度过这一变革，并接下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衣钵，山西省可能也无法重现其在2010年中国大宗商品热潮中经历的高速增长盛景了。这里就像英国威尔士的梅瑟蒂德菲尔镇，后者曾一度是英国的工业化中心，如今则成了一座慵懒的旅游小镇；或者像美国的西弗吉尼亚州，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迈向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过程中大肆利用了当地选民的愤怒浪潮。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3月份表示，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安置煤炭和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涉及的130万和50万分流人员。然而，尽管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庞大城市化浪潮中，中国有许多省份的工人迁徙到了上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但山西依然没有多少离家的传统——就因为煤炭产业有着巨大的牵引力。

“本地人不愿外迁，他们思维很狭窄，不想背井离乡。”40岁的达（音译）姓煤矿技师站在一条破旧山坡铁路的最高站点上对记者说。这里是山西省会太原的西郊，视野中尽是些杂乱的黄灰色调的煤炭加工厂。达师傅拒绝透露全名，他和当地的很多人一样，也有好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了。

太原火车站

“现实就是，矿工们没有别的技术，只会在矿井里挖煤，”达师傅说，他的技术是在自家企业创办的学校里学的，“幸好我是在国有煤矿工作：要是在私营煤矿，早就被解雇了。”

繁荣期的终结

今年的煤价虽有小幅反弹，但依然远低于繁荣期的水平。当时，暴富的私营煤老板们在中国各地暴得大名（以及恶名），他们开着宾利、悍马，出入奢华宴席，并纷纷在海外购置豪宅。

58岁的郭才亮（音译）曾在山西拥有10座煤矿。2008年，在中国上一轮煤炭行业整改当中，郭才亮将手中的煤矿以8亿元的价格卖给了政府。当时，煤炭行业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安全事故，促使政府开始出手干预。

中国古交市附近，一名工作人员走过红豆杉园; 这是一片度假区和游乐园，由一座废弃煤矿改造而成

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后，郭才亮从中拿出了四分之一，在古交城外谷地中的废弃矿坑上建起了一片乡村度假区。通向度假区的道路两旁竖立着一些中国名人塑像，草坪上点缀着小型塑料风车。

在溪泉和石亭掩映的乡村氛围中，座落着一些静谧慵懒的度假屋，郭才亮在这里告诉记者，他雇佣了200位员工，而且很高兴可以不再管理那些肮脏而危险的煤矿。得益于在这片土地上开展的小规模农业和药草生意，他今年已经开始盈利，另外，这里还有一座小型高尔夫球场，以及一座号称“7D影院”的并不起眼的黄颜色水泥建筑。

“相比卖煤来说，经营这座公园要轻松得多。现金收入或许没那么多，但心里更安稳，”郭才亮在其中一套客房的起居室里接受了采访，这套客房周末时住一晚要1200元，“现在的员工要比矿工容易管理得多。而且旅游业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人人都得消费，都得休闲，对吧？”

新产业

另一些打造新产业的尝试则没有这么顺遂。杏花村是一座拥有6000年酿酒历史的村镇，这里酿造的是中国人喜欢的一种烈酒。10位生意人（多是靠煤炭致富）在这里建设一个酒业发展区，希望它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酒业园。

然而，在最初的计划提出6年之后，这座酒业园仍未投产。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12月的一篇报道，在10名初始投资人中，有3人因无力偿债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酒业园以中国皇家风格建造，从外面看，它就像一座配有塔楼的古城，望进去可以看到一些长长的大道，仿佛中国古装戏的片场。按照计划，里面应该有3万名员工才对。

杏花村酒业园的大门

33岁的相里家雄（音译）是一名白酒技师，他的工作是为白酒赋予最佳的口感，他说包括自己在内，共有500人在为这个项目工作。他说酒业园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投入运营。“在依赖煤炭的山西，这是个很好的产业调整案例，污染水平低，能带来大量潜在就业岗位。总体来看，对这里的普通百姓是件好事。”相里表示。

记者拨打了这家企业的三个电话号码，均无人接听。

山西省政府也在付诸行动。它要求将省会太原的8000多辆出租车更换为电动汽车，前提是，中国最大的新能源车厂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 Co. Ltd.)要在太原建一座工厂，为当地创造工作机会以及生产运输工具。

大宗商品研究机构汾渭能源咨询有限公司(Fenwei Energy Consulting Co.)的总经理常毅军表示，即便有这些举措，在可预见的将来，煤炭仍会是山西经济组成中的最重要元素。

“山西的核心竞争力是煤炭，从煤炭向其他产业的调整是很难的，”常毅军说，“在文化、地质和技术因素的制约下，山西并不适合其他的经济模式。它只能依靠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