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唐映红）近日，有两个议题在舆论场引起了热议。其一是中国足球，继上一场在主场以0:1输给“连祖国都没有”的叙利亚队，引发了对中国足球队“专业输球三十年”“特能输”的热议，今天以0:2输给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不再令人感到诧异。其二是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荣膺今年度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引发对日本为何能在近17年17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讨论。

　　看起来，这两个热议话题分属不同的领域范畴，前者是体育新闻类；后者是科技新闻类。但是，如果细究之所以中国足球“特能输”，以及中国科学家难以获得一项诺贝尔科学奖背后的原因，二者又不无关联。

　　中国体育在世界级大赛上，常常能令国人扬眉吐气，唯独中国足球令人沮丧。如果分辨一下，中国体育能够在国际上占据优势的，基本上都属于个体项目。兵乓球、跳水、射击、体操，羽毛球，都是依靠运动员个人的能力以及艰辛努力而取得成功；而像足球一样需要依靠团队协作才能取得佳绩的，除了女排，其余的项目绝大多数都乏善可陈。

　　依靠个人能力和努力的项目，中国运动员中不乏运动天才，也不乏肯吃苦耐劳，刻苦训练的选手，在举国体制的支持之下，13亿人中选拔的顶尖天才取得佳绩不足为奇。而在市场化和职业化程度最高，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瞩目的足球运动，中国足球队该花的钱花了不少，举国之力选拔的好苗子也不少，那些在青少年时期组队还能与欧洲、南美优秀球队抗衡的球员们，成年后别说与欧洲、南美的优秀球队，就是与亚洲的二三流球队比赛，也输多赢少。

　　中国社会对科研、学术也不可谓不重视，无论是国家、省部、地市，乃至各个高校，都有着吸引科研人才，鼓励学术创新的种种“学者计划”“人才工程”，在整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么重视科研创新。全国范围内，哪怕是基层学校的教师要得到晋级，科研成绩也是必不可少的考核最主要和重要的指标。每年中国学界所发表的科研论文，也多年雄踞世界各国之首。

　　可是，反映到代表着科研能力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科学奖项，中国的科学家就总是“英雄气短”。从1949年迄今，诺贝尔四大科学奖项颁发给了全球400多名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其中中国大陆科学家只有1人，相比于中国人在全球人口的比例，占全球20%人口的中国大陆，荣膺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占其中的0.2%左右。事实上，如果不是去年屠呦呦荣膺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项，此前整个中国大陆荣膺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人数还是“白板”。

　　从创造力心理学的角度，科研创造力蕴含四个要素：创造个体、创造环境、创造过程以及创造产品，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创造个体与创造环境，创造过程与创造产品不过是前两者具备后的结果。创造个体既包括与生俱来的某些创造性的天赋特质，更包括后天社会化所习得和发展的种种与创造性有关的人格特质，如独立思考、质疑、批判性。而创造环境则需要提供创造所需的资源，包括对错误和异端的容忍，团队的协作与支持，而不仅仅是划拨多少经费，配置多少高精尖的设备仪器。

　　足球运动也与此类似，优秀球队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也是卓越的个体，以及鼓励卓越的环境。卓越的个体既包括与生俱来的某些足球运动的天赋特质，更包括后天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和发展的种种与足球运动有关的人格特质，如热情、进取心、协作、信任。而鼓励卓越的环境则需要提供鼓励、培养和维护追求卓越的能力和进取心所需的资源，包括对球员的尊重，对足球的热爱、专业精神和职业性，而不仅仅是砸多少钱，配备多少奢华的物质条件。

　　从与生俱来的天赋的角度来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意味着相比于其他任何国家有更多可能成为顶尖科学家或者顶尖球员的具有天资禀赋的潜在人才苗子。但有好的苗子却未必就一定结出好的果子，后天社会化过程，主要是教育，才是人才苗子不被浪费、戕害，能够茁壮成长最关键的因素。例如，中国的学校教育，从幼儿园直至大学，对学生不恰当的规训远远大过对自由发展的鼓励，而过多不恰当的规训恰好压制乃至扼杀掉学生可贵的独立思考、质疑、批判、热情、进取心。这也造成中国社会大家司空见惯的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愈成长，愈落后的怪圈。

　　像中国足球的青年队，曾经在荷兰世青赛上三战全胜晋级，淘汰赛以2:3惜败德国队。而中国足球的成年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世界杯小组赛三战全负，不进一球而铩羽出局。至于中国高中生参加世界高中生奥林匹克各学科竞赛，夺取金牌如探囊取物，但成年后的科学家66年只艰难获得一次诺贝尔科学奖项。

　　既此，中国足球的屡屡败绩，以及对中国获取诺贝尔科学奖项的饥渴，归根到底都与中国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脱不了干系。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认真地反思、检讨中国教育，重新思考和建设能让每一个人都能按照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要求的那样“自由发展”的教育体制，恐怕才是破解这两个领域范畴问题症结的正道。

　　作者为心理学专栏作家，原创公号PsyEyes主笔，高校心理学教师。本文编辑稿首发于南方都市报专栏版，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