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文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与京沪深津等地的网约车细则不同，成都仅要求车辆排气量不小于1.6L或1.4T；不仅限于本地户籍，持成都市居住证也有开网约车资格；同时，没有数量和运价管控，并有充分的安全保障措施。

　　在网约车各地新规陆续出台之时，成都的网约车征求意见稿带来改革的气息。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渐进式改革的中间阶段是“痛苦U型低谷”。在这个阶段，部分实现市场化，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又因管制较多，利益与管制勾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进而阻碍改革。所以，最重要的任务是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推动这些处于“U形底”的企业尽快继续改革，走出痛苦。

　　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一书中，把中国模式的经验总结为中国放开县域层面的竞争，即在税制一定的条件下，各区县用土地优惠吸引资本，带来发展机遇。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活力大增的一个原因。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县域竞争，表面上是经济指标竞争，中央政府考核GDP，地方着力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等。实际上，基于当时的情况，只有改革才有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一定来源于改革。所以，所谓的经济指标考核，本质上就是改革力度考核。中国的发展本质上是源于地方改革竞争。

　　随着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经济发展趋缓，进入了新常态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更加复杂，涉及各方利益，更有各种阻扰与障碍。所以，仅仅是经济增长指标不足以反映地方改革的意愿与努力，推动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地方改革竞赛，也需要更深刻、更细致的多方面考察指标。

　　这些指标中，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反映了人民的意愿。由于人民的利益往往与既得利益冲突，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看对既得利益的触动程度。

　　出租车行业是中国城市交通的痼疾，城市在发展，人民的需求在提高，但出租车行业的数量却增长缓慢，打车难长久困扰市民，损害社会福利。所以，是否能解决打车难，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地方改革竞赛指标。

　　北上广等地的新规，通过限制驾驶员资格，推高车型档次的办法，降低了网约车的数量，推高了网约车价格，在保护了出租车行业既得利益的同时，却可能把大量司机和老百姓一起推向黑车市场。相比之下，成都新规，放宽了准入，给出租车行业带来更大竞争压力，进而触动其利益。与此同时，也解决了打车难，给市民带来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相关部门在发布此次网约车征求意见稿时，强调了五个原则：即坚持乘客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依法规范，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这五个原则正是7月26日，也即交通部发布网约车新规之前两天，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的五个原则。其中，坚持改革创新原则要求：抓住实施“互联网+”行动的有利时机，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转型升级，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推进两种业态融合发展。

　　在我看来，所谓融合，就是指通过新业态与旧业态的竞争、进而融合，通过竞争与融合，在妥善协调利益的基础上，完成对既得利益的改革。所以，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体现了旗帜鲜明的改革意志。

　　在2016年第二届深圳双创周中外创客领袖座谈会上，对于马化腾提到地方网约车新规细则问题，李克强总理回复：“这个问题听到了，基本原则是明确的，会要求有关城市研究。”我以为，基本原则也正是这五个原则。

　　从这个角度看，成都此次的网约车新规，既很好回应了国务院的改革意愿，也体现了地方治理水平与落实改革的意愿与努力，在地方改革的竞赛中，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毋庸讳言，在全国多地出台严苛新规的情况下，成都更宽容的新规，虽然受到市民的拥护，但会受到一定压力。其实，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这样前行的。这也是国务院《指导意见》中第五个属地管理原则的原因所在，即“要充分发挥自主权和创造性”。

　　回溯以往的改革历史，中国改革冒出那些自主性与创新性苗头的时候，更高层决策者的及时肯定与呵护是非常重要的。当年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下包产到户的协议，这个改革的新动向被高层发现、保护，才有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广。

　　1980年，傻子瓜子年广九在那个年代就赚了100万，很多人觉得，这个原来讨饭的人，发了财，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几个人，社会主义还能搞雇工？这是不是属于剥削？主张“动他”。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虽然只是一段谈话，但某种程度上，正是有这样来自高层改革意愿的呵护，才有了今天占GDP达65%之高的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被呵护的幼苗，才支撑起了今天的中国。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