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葛剑雄已经进入“两会状态”。

　　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每年3月都是他最忙的时候。到目前为止，跟葛剑雄约好采访的媒体已达二十多家。葛剑雄说，既然平时不能把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协事务上，“两会”时就该全身心投入，“‘两会’期间，我们这些人都是‘公共产品’。”

　　葛剑雄一直以敢言著称。2014年，他批评高考改革“隔靴搔痒”；2015年，他直指贯彻“八项规定”不应该影响职工正常福利；2016年，他斥责“轻言高校是腐败重灾区”不负责任—讲到畅快处，葛剑雄爽朗大笑；谈到激动处，又习惯以指叩桌。

　　当了近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亲历了政协在这五年里的变化：“这一届（政协）有很多新的进步，更加务实了”；“政协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也是在这一届恢复的，本来已经停了大概40多年”；“王岐山同志也带了一个头，他到政协作报告，来了两次了。第一次来就提出：第一，他自己讲话不用稿子；第二，他讲一个小时，讲完之后留半个小时给大家讨论，请大家提问题。这个机会相当好。”

　　政协越来越务实

　　时代周报：就要出发去北京了，今年你准备了什么话题的提案？

　　葛剑雄：重点关注的还是教育。一方面，政协分为各界别，我是教育界的，理所应当要更加关注教育。另一方面，我在大学，对这一块比较了解。当然也不单是教育，还包括整个社会我所知道和关心的，都会提。

　　有些提案是基层或其他人跟我提出来的，他们提供情况和意见，如果我赞成并且认为比较重要，就有两种途径处理，一是作为社情民意转送；二是作为我的提案提出来。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意见，还有不少寄来的材料。有的我会退回去，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提案是什么，什么都来提。学术问题、具体的技术推广问题、涉及到个人的、已进入司法程序的，都不能提。另外，提提案还要考虑谁来管这个事，没有承接对象的，向谁提？

　　我建议他们要改变观念，不要以为很多人提提案才有用，正确的提案，一个人提就够了。也不用联名，联名的提案不见得就有分量。

　　时代周报：你当了近十年政协委员，在政协职能方面，最近几年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变化？

　　葛剑雄：这一届（政协）有很多新的进步，更加务实。俞正声主席经常提醒大家，包括提案，不要搞“提案大王”，我就不信一个人可以提出那么多真正有见地的提案，如果大家能提出几个能解决问题的提案，就很好了。俞正声主席还讲过，有些提案大而无当，说的都是该怎么做，谁不知道该怎么做？问题是要怎么做到。俞正声主席给我们政协委员带了一个很好的头。

　　政协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也是在这一届恢复的，本来已经停了大概40多年。恢复之后，两个礼拜一次，每次只提一个小主题，比如说安全生产、新型建筑材料怎么推广、转基因等。座谈会还会特别邀请最反对（会议主题）的代表人物来，人也不多，一二十个人，包括政协委员、提提案的人、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当场商量。虽然主题小，但能解决问题，解决了就起大作用。

　　王岐山同志也带了一个头。他到本届政协作报告，来了两次了。第一次来就提出：第一，他自己讲话不用稿子；第二，他讲一个小时，讲完之后留半个小时给大家讨论，请大家提问题。这个机会相当好。

　　这一届的政协报告—我参加过的—前后来了四位中央领导。王岐山来了两次，李克强总理来了一次，汪洋副总理来了一次，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来了一次。这五次会议，有问题我们都是直截了当地提的，他们也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能深度地跟中央领导直接讨论，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所以这五次我都提了问题，其中四次都是第一个提问。我们提的问题属于内部机密，虽然不便跟你们媒体言明，但我可以说，我们问得相当坦率，有的问题还很尖锐，他们的回答也是一点不含糊。

　　俞正声主席从第一次开常委会议就说了，习主席要求他明确政协的定位：政协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法律理论根据？每个政协委员，不是凭自己的热情就能做好的，要守法，遵守宪法，遵守政协章程，包括执政党所规定的政协的功能，政协委员要在这个功能里做，该恢复的恢复，但是不能碰线。政协不是权力机关，抬高了讲是两会，但跟人大还是完全不同的功能。通俗点讲，我们就是说话，说该说的话。

　　政协要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政协委员不是普通公民，也不是专家、学者，你的身份就是政协委员。既然一个人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那首先就要承担义务。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政协委员不单在两会期间是政协委员，平时也是。

　　同时要记住不可逾越“红线”。该公开的还是内部的，这个界限要掌握好，不能单凭政治热情，也不能鼓动媒体。所以有的人问，为什么这个话你不能讲？我说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普通教授，我可以讲，但作为政协委员，不能说的我就不说。

　　我必须服从整体，但也不是说所有政府的举措我都赞同。比如当年投令计划的反对票，有的人说你钩了反对票还给人家看？我说我就是给你看的，这是我的权利，我有我的判断。人家又问我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有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对党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我就有权利反对他。

　　时代周报：2月7日，教育部副部长沈晓明向媒体介绍，2016年教育部共发布新教育政策81项，绝大部分都得益于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最近几年，政协提案被采纳的比例是不是有增加的趋势？

　　葛剑雄：提案采纳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该做并且现在就能做的；二是该做的但现在条件还未成熟；三是该做的但一段时间内做不了。譬如我第一次提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开放，当时交通部明确答复，一是于法无据，二是现在做不到，没有采纳。但过几年，采纳实施了。

　　作为提案的委员和代表特别是委员，要有自知之明。我认为我们国家最大的能人不是在政协，而是在党内。现在好多领导本身都是学者出身，所以政协主要还是起一种推动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标准

　　时代周报：去年，你曾说过，随便说高校是腐败重灾区是不负责任的。2月22日，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首轮巡视启动了，这次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专项巡视。你如何看待这一动作？

　　葛剑雄：复旦跟人大第一轮已经巡视过了，十九大以前，这差不多是最后一轮巡视了。中央这样做，省市也会对地方高校进行巡视，基本上覆盖了，这是正常的。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上有什么，学校也会有什么。现在高校规模大，有很多人，涉及很广，当然要巡视。但据此就轻易地套个帽子说高校成了腐败重灾区，这个真的很好笑。我每次都要严厉批驳，谁跟你讲重灾区？要拿数据来比较。难道大学里采购不用钱的？大学里没有权的？任何地方有不受监督的权力，就肯定会有腐败。

　　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外界把有些大学称为副部级大学，甚至连有些大学教授和有些领导都这么称，这是错误的。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副部级大学，只是有的学校高配了副部级的校领导（校长、党委书记），而且只配两个，整个学校级别并没有提高。这么简单的事情，到现在大概中国90%的人都不明白。

　　时代周报：今年1月底，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文，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有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你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你如何定义“世界一流大学”？

　　葛剑雄：第一是标准，什么叫世界一流大学。既然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特色，那非社会主义的认同不认同？一流学科有的有客观标准，有的没有。人文学科很难有具体标准，但反过来说物理学一流，那是有标准的。但现在恰恰包括国外都在强调，大学不仅要有科学技术，还要引领思想、独立自主，这个就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了。

　　但至少在一些重要的客观指标上，我们做得到。假设只拿诺贝尔奖来评，那诺贝尔奖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杨振宁评到了，吴健雄却没有评到，谁都知道这是吴健雄做的实验，但结果就是这样。好在学术界谁都承认吴健雄在物理学界的地位，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来看“世界一流大学”，既不要太当一回事，也不要不当一回事。习近平在北大的讲话曾经讲到，不要老是提中国的哈佛，应该提世界的清华、北大，意思就是说有些标准不要完全根据外面。

　　第二，这些年中国学校的地位确实在上升，这是事实。但对我们是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更多的人是用一种主观的标准来看。比如说北大要有德先生、赛先生，要恢复科学、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有标准，民主的传统有什么标准？中央现在的做法比以前要进步，很多学校要在整体上一流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如一部分学校是一流，一部分学科是一流，这个思路是对的。

　　社会不应过多干预教育

　　时代周报：无论是去年北京中关村二小的校园“霸凌”事件，还是近日山东大学将在济南章丘迁设主校区的消息，每一次跟教育相关的话题总能引发热议。你如何看待公众对教育的热情关注？

　　葛剑雄：我们一直在说要给学校自主权，但全世界都要来监督教育，你有资格吗？

　　社会不要过多干预学校内部的事情，包括教育改革，事情还没做，外面的人就来评论。有中小学禁止学校内用手机，外面也来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只要不违反法律，学生、家长都自愿，为什么不可以？好的学校就该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做法。我记得上海以前的南洋模范中学，校长赵宪初是数学名教师，他的方法就是上课的学生全体起立以后，在“老师好”后面集体背诵公式。放到现在，恐怕全社会都要来讨论为什么强制学生背公式。

　　中关村二小校园霸凌事件，我觉得很不正常。事情还没调查清楚，本校还没公布决定，媒体甚至是国家权威媒体在尚未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一味指责学校。你有什么资格评论这件事情？学校根据录像和调查认为还未构成欺凌，但一方家长坚持说是，所以我很坦率地说，这个家长肯定是特殊的家长，才能起这么大作用。

　　时代周报：教育减负喊了这么多年，但现在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家长越来越焦虑。去年有个帖子很火的，一群小学生家长在群里抱怨，现在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要家长来做，负担比以前更重了。

　　葛剑雄：减负是伪命题，学生对负担的感觉是不同的。最近复旦附中登上《中国诗词大会》的女孩子，她会感到有负担吗？一是天才，一是兴趣。美国孩子也忙，美国研究生忙得不得了，他为什么不说负担呢？他有兴趣。真正有天赋的孩子不加负担能成功吗？要成功，都要有点负担。

　　问题就是把那些毫无意义的负担加在孩子身上，超出了他的需要。譬如说这个孩子根本不适合上大学，你非要他上大学，那减得了负吗？现在一味讲减负，特别是由社会讲减负，由行政部门讲减负，这是很好笑的事。怎么减得了？学校减掉了，家长会给孩子加负，业余那么多活动，今天学古琴，明天学跆拳道，即使老师一点作业不布置，家长照样让他学到夜里11点钟。我一直在讲：高考压力来自哪里？不是高考本身，而是来自整个社会。如果真的要减负，那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家长的共同努力。

　　时代周报：开放民办教育的资源是解决教育问题的一大方向，但去年出台的“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规定，是否会打击民营学校办学者的热情？

　　葛剑雄：我并不完全同意教育部的做法，但我也觉得在当前这样做是不得已的。现在很多中国的民办学校不是真正的民办学校，至少在上海就有很多假的，民办是公办学校改制，利用公立资源将民办办成优质资源，可以多收费。有些老师甚至既要享受民办教育的高薪水，又不肯放弃公办学校的福利，编制还在公立学校。这样的学校再不整顿，会出大问题。

　　我认为教育部的做法是暂时的。我一直主张允许民办学校营利，毕竟任何国家的公办学校总有一定限度，需要民办资源缓解就学压力。所以我一直强调，怎么保证我们的义务制教育均衡发展？如果将来能做到北京市里的每一所小学的基本条件都一样，家长还择什么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