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永伟：针对互联网平台，除了反垄断，还有更多新型工具可用
文 | 陈永伟 （《比较》研究部主管）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很多互联网平台异军突起。这些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改进，为人们带来了很多便捷，但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例如，就业、隐私保护、对创新创业的影响等。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源于平台的垄断。例如，美国众议院最近出了一个关于互联网平台竞争问题的报告，就对互联网平台大加批判。在报告里，互联网平台巨头被批为比20世纪初的垄断企业更为可怕的存在——当时的企业虽然垄断，但本身还创造很多就业，例如洛克菲勒钢铁，创造的就业比整个美国陆军还多，而现在的科技巨头则是用人工智能消灭就业，带来就业问题。除此之外，互联网平台还侵犯隐私、控制言论、抑制创新，由此产生很多问题。
面临互联网平台带来的所有问题，美国和欧洲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欧洲用非常强的反垄断力量敲打科技巨头，同时出台了GDPR、DMA、DSA等严格的法律进行严格约束；美国则是带有波动性的方案，由于两党主张不同而波动，带有政党色彩，严监管和松监管的轮回。对于中国来讲，这些方案自然有可以借鉴之处，但必须认识到，它们并不能直接照搬过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事实上，欧洲由于监管过于严格，因此没有一家互联网平台能够发展起来，而美国党政背景之下的监管也很难支持互联网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来讲，要发展好数字经济，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走出不同于欧美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中国道路。
那么中国道路怎么走？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在我看来，似乎有几个问题是亟需回答的：
第一个问题，有哪些问题是用竞争解决的，有哪些不能用竞争解决的？因为市场是会失灵的，有些问题用竞争解决不了，如贫富分化，竞争仅能解决事前意义上的不公平，而不能解决事后意义上的不公平。其实有很多问题本不是能够由竞争政策所来解决的，硬要把这些问题推到竞争政策的话，可能让这个政策承担他不能承担之重。
第二个问题，什么叫竞争？竞争概念不断演变，竞争的模式也在变化，反垄断理论的提出是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产业组织理论流派对竞争的描述不同，而这种差异并未体现在法律中。因此我们是否需要将竞争新模式归纳出来，再考虑对其进行监管。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竞争是不是有时候不足了、有时候是不是过度了？不正当的竞争有不同的形式，需要区分究竟哪些竞争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第四个问题是，阻碍竞争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以滴滴为例，滴滴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市场份额？原因是它的监管合规标准非常高，不放松准入的话，没有人竞争当然是垄断，所谓高的进入门槛实际上在帮助他垄断。
第五个问题，用什么方法可以纠正存在的问题呢？其实竞争政策有很多，反垄断是核武器，不能轻易运用，反垄断是否有想象中那么有用？其实可能没有那么有用。如果用这种方法进行监管，既打乱了市场稳定运行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并未实现目的。其实我们纠正问题的工具有很多，不是只有反垄断。
除了对以上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外，我们还需要认识，中国本身有什么不同于美欧的特点。我想，我们首先要考虑在制度层面上的不同。和美欧不一样，中国有十分明显的制度优势。这决定了我们在面临问题时，可以有超强的纠错能力。这是我们能够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敢于秉持包容审慎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战略定力。我想，在互联网发展趋于成熟，亟需要进行科学监管时，这种制度优势也是首先需要强调的。
除了制度特点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中国互联网竞争状态上的特点。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区别是什么：第一是竞争的业态，美国是每一家企业市场力量比较强，而中国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存在猛烈的竞争。第二是竞争领域，美国更多在高科技，中国更多是民生领域。第三普惠性方面，美国想方设法压制雇员不重视员工，而中国是大力运用人工优势。最后是中国的某些行业存在强烈的行业管制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垄断。
在此基础上，在构建中国特色竞争体系的时候，有几个关系需要考虑：一是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不是所有问题都用竞争政策解决；二是竞争政策内部体系的关系，不是只有反垄断法；三是反垄断与促发展之间的关系，反垄断是要经过效率权衡和考虑的。
在考虑了以上问题、特征和关系后，我想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这里我给出几点设想：
一是利用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有超强的纠错能力，可能并不是那么怕错。
二是处理好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厘清边界。这里要解决的其实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产业政策要配套。很多的职能要从竞争政策中剥离出来。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不能只用竞争政策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
三是处理好竞争政策体系内部的关系。竞争政策内部的体系是复杂的，工具很多，既有反垄断，有反不正当竞争，也有公平竞争审查，以及市场调查等很多新型的竞争工具。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竞争工具，而不能仅仅考虑反垄断，让核武器常态化。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实各国都比较推崇的市场调查，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约谈等方式，都是很好的，连续性的竞争工具，它们可以避免很多反垄断存在的弊病。但这些工具目前应用得还不够，以后可以考虑更多选择使用。
我讲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一定坚持党的领导，用好我们制度优势，我相信一定能解决好平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