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近期，中国提出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由于生产活动具有碳排放量大，政策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世界各国大多将电力、交通、建筑等行业作为碳减排规制的重点对象。

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下，以电力生产、工业制造等“排放大户”为抓手当然无可厚非。但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碳排放的终极根源是消费。从消费侧来看，居民的交通出行等行为会带来直接的碳排放，他们的电力消费、商品消费等会产生间接排放，而工业用电、交通运输等生产活动的产品最终也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

由此，相比较生产活动的碳减排，消费行为的碳排放可能更重要，政府政策之所以倾向于在生产侧发力，只是因为更容易些。实际上，消费者行为偏好不仅决定了自身消费，对生产部门的生产决策也有一定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因此，消费者对碳中和目标的行为反应，以及对碳减排的支付意愿等，很可能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定性因素。如何引导中国消费者的行为转变，将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会逐渐增加。消费侧排放量持续增加将提高碳中和的成本和难度。由于消费行为和习惯通常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可能会导致消费碳排放的锁定效应。而且，消费行为主导着市场供需，如果消费者不积极转向低碳生活方式，生产企业很难真正实现低碳转型，而且生产侧的减排效果往往会被消费排放所抵消。

从碳排放的源头看，相比于消费侧，生产侧排放更集中，碳减排的成本相对更低。以交通运输为例，对石油生产或销售的碳排放核算要比核算单个交通工具排放更加简单易行。因此，现有碳减排措施主要在生产领域，鲜有针对直接消费排放的规制手段。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不管采取何种减排措施，碳定价都意味着额外的碳成本，这就需要权衡和比较各种减排措施的成本收益。企业会试图将碳成本转嫁到商品上，而消费者的低碳支付意愿也将会影响商品的市场供需。比如说，目前的碳交易市场只纳入电力等少数行业，且由于碳配额总量宽松，很低的碳价格尚未带给企业明显的成本负担。随着碳配额总量的日趋收紧，碳价格的上涨将给企业造成成本压力，企业就需要将碳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且，随着能源市场深化改革，能源价格也将进一步体现排放成本，不管是能源商品还是其它商品，消费者终将面临碳排放的支付问题。可以说，碳中和的最终买单主体主要是消费者。也只有消费者愿意买单，并且通过提高买单来对消费者进行碳约束，生产侧碳减排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所以，如何鼓励消费者助力碳中和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一环。低碳发展显然离不开公众支持和参与，反过来，碳中和也将迫使消费方式改变和转型。一方面，消费侧的排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攀升，消费者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是降低直接消费碳排放的关键；另一方面，针对生产侧的碳约束不是减排的最终目的，只有消费行为随之改变才能真正降低碳排放。

那么，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我们如何促进消费者更好地参与碳减排？

一是提高消费者对碳减排的认知能力，加强低碳意识教育和低碳生活方式宣传。碳中和不同以往的碳减排目标，碳中和的顺利实现需要消费者共同参与。消费者碳认知能力是消费者积极参与碳减排、转向低碳生活方式的基础。因此，需要培养消费者的碳认知能力，增强消费者对于碳中和目标的理解，并通过其它政策工具，促使消费者转变消费方式，进行更好的低碳行为决策。并且，通过提高消费者碳认知能力可以增强消费者的碳排放直接支付意愿以及低碳商品的支付意愿，缓解碳中和目标下减排成本带给商品市场的冲击，有利于巩固并扩大减排效果。

二是政府的减排政策设计要兼顾消费侧。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的能源结构、产业发展规划等均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如果忽略消费侧减排潜力，只靠生产侧减排势必会给转型带来很大的成本，并且有可能抵消减排成果。而且，生产侧减排终究不能覆盖全部的碳排放源，其中不可避免的和难以替代的碳排放源需要消费侧的碳减排机制加以配合应对。因此，未来的政策设计需要加大对消费侧碳排放的关注，适时选择具有减排效率、可操作性和可接受性的政策措施。

（作者：林伯强编辑：洪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