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对美301条款的反制措施有哪些？逐一回应美方的四批清单，但在规模和税率上有所差异。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后，中国实施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截至2023年，加征关税商品占中国自美总进口的73.3%。考虑到中美两国进口规模上的差异，中国未能以同等规模对美关税政策进行回击，因此采取了按比例加征关税的策略，以尽量减少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中国共推出了4批对美加征关税的反制清单、4轮新增排除清单，以及14轮延期排除清单。截至2023年数据，中国对美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14.7%，涉及商品总额占2023年中国自美总进口额的73.3%。

中方通常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后的当天或7天内推出反制措施，起征时间与美方一致。具体如下：1）2018年7月6日起对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2018年8月23日起对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3）2018年9月24日起对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25%；4）2019年9月1日和12月15日起对750亿美元商品分两个清单加征10%和5%。2020年2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清单一内的商品税率减半，清单二内的商品暂停加征。

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矿物与金属制品、食品、医药与化学品以及高端制造业产品。其中，矿物与金属制品的关税规模最大，截至2023年底达299.2亿美元，覆盖了中国自美总矿物与金属制品进口的约96%。

关税反制后“进口替代效应“的变化？对美进口依赖度确有下滑，但或并非由关税反制导致。

对比2018年与当前数据，中国对美进口依赖度在各类商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消费品领域中，服装鞋帽箱包（6.3%增至 7.5%）、医药与化学品（10.6%增至11.8%）的对美依赖度有所上升。而家具（8.5%降至7.4%）和家电（6.3%降至4.4%）的对美依赖度显著下降。中间品和资本品领域中，机电相关产品的依赖度明显下降。譬如，车辆及其零部件（59.5%降至24.7%）、投影机等无线电设备（4.6%降至3.2%）。

然而，进口依赖度的下降并未集中在加征关税规模较大的商品上，这或表明关税反制并未推动进口替代。从数据来看，关税规模最大的矿物与金属（299.2亿美元）依赖度反而上升（3.0%增至 3.5%）。相对而言，加征关税规模较小的投影机及无线电设备（7.8亿美元），其依赖度却显著下降（4.6%降至3.2%）。这表明，进口依赖度的下降更可能由其他因素驱动，而非单纯的关税反制措施。

上述对美进口依赖度降低的领域，或更多源于进口来源地的转移。从依赖度下降显著的机电产品来看，投影机和手机的进口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作为转口城市）的份额显著上升，分别从2018年的26.1%和18.3%，上升至2024年的35.7%和25.5%，呈现出进口来源地转移趋势。相比之下，中国进口车辆以及集成电路的国别结构变化不大，未出现明显的进口来源地转移。

进口替代的真实驱动因素？外部政策趋严倒逼技术进步加快、国内产业链价格优势加速体现。

为更准确地识别具备进口替代潜力，即高进口依赖度的领域，我们引入“中国商品进口份额”指标。“中国商品进口份额”计算为“我国进口商品量/全球进口商品量”。2018至2023年间，我国大部分行业的进口份额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分大类来看，生产资料中，与加工贸易相关的机电产品进口份额显著下降，譬如集成电路（34.9%降至32.2%）、电气设备及零件（11.0%降至7.1%）；消费品行业中，家电家具(1.6%降至1.0%）、及车辆(5.5%降至3.9%)的进口份额同样出现明显的下降现象。

生产资料方面，以2022年美国《芯片法案》为代表的外部政策趋严，导致我国从海外进口关键零部件的难度加大，或促使我国在生产资料领域加速进口替代。在2022年之前，机电产品进口和出口增速走势高度一致，反映了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先进口后出口的模式。但自2022年起，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速一度大幅下滑至-37.0%，本应该拖累加工贸易为主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速也同步回落,但外部政策趋严倒逼我国产业加快升级，形成进口替代，机电产品出口增速短暂走低后重新趋于上升，保持在4%，高于进口增速22%。

在消费品领域，汽车、家电、家具等行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近年来国内价格加速低于海外价格，也促进进口替代提速。2018至2023年间，汽车(5.5%降至3.9%）、家电(3.5%降至2.5%）、家具（1.6%降至1.0%）的进口份额显著下降。这些领域的国产品牌依托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价格优势扩大了市场份额，逐步减少进口依赖。截至2024年9月，车辆和家具的出口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为-5.4%和-15.4%，低于进口价格指数的0.1%和-3.0%。此外，中观数据显示，新能源车和家具的行业进口依赖度（进口量/总销量）也均逐年下滑，进一步验证了进口替代进程的加速。

风险提示

贸易政策超预期变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海外央行货币政策调整。

报告正文

（一）中对美301条款反制的关税规模和税率如何？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后，中国实施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截至2023年，加征关税商品占中国自美总进口的73.3%。考虑到中美两国进口规模上的差异，中国未能以同等规模对美关税政策进行回击，因此采取了按比例加征关税的策略，以尽量减少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具体而言，中国共推出了4批对美加征关税的反制清单。同时，自2019年起，为减轻关税对国内企业和供应链的压力，中国陆续发布了4轮新增排除清单，并从2020年开始实施了14轮延期排除清单，对部分商品暂时或长期豁免加征关税。截至2023年数据，中国对美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14.7%，涉及商品总额约为1201亿美元，占2023年中国自美总进口额的73.3%。

中国对美301关税的反制包括四批清单，税率从5%至25%不等，通常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后的当天或7天内推出反制措施，起征时间与美方一致。具体如下：1）2018年7月6日起对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2018年8月23日起对160亿美元商品加征25%；3）2018年9月24日起对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25%；4）2019年9月1日和12月15日起对750亿美元商品分两个清单加征10%和5%。2020年2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清单一内的商品税率减半，清单二内的商品暂停加征。

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美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矿物与金属制品、食品、医药与化学品以及高端制造业产品。其中，矿物与金属制品的关税规模最大，截至2023年底达299.2亿美元，覆盖了中国自美总矿物与金属制品进口的约96%。其次是食品，加征关税规模达200.2亿美元，医药与化学品则为157.1亿美元。在矿物与金属制品中，能源类商品占比最大，其中石油气（33.6%），石油原油（29.3%）。有色金属类商品包括铜废料（8.7%）、铜矿砂（3.7%）。黑色金属制品方面，钢铁螺钉（1.1%）。其他矿物类商品如石英（1.3%），未列明矿产品（0.9%），其余商品（11.4%）。

（二）关税反制后“进口替代效应“的变化？

对比2018年与当前数据，中国对美进口依赖度在各类商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消费品领域中，服装鞋帽箱包（6.3%增至7.5%）及医药与化学品（10.6%增至11.8%）的对美依赖度有所上升，反映出这些生活必需品对美国需求的稳定性。而玩具（9.0%降至3.0%）、家具（8.5%降至7.4%）和家电（6.3%降至4.4%）的对美依赖度显著下降。中间品和资本品领域中，机电相关产品的依赖度明显下降。譬如，车辆及其零部件（59.5%降至24.7%）、投影机等无线电设备（4.6%降至3.2%）、集成电路等半导体器件（3.8%降至3.1%）、计算机等办公机器（1.63%降至1.55%）。

然而，进口依赖度的下降并未集中在加征关税规模较大的商品上，这或表明关税反制并未推动进口替代。从数据来看，加征关税的主要对象如机电产品，其依赖度变化与关税规模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加征关税规模最大的矿物与金属及制品（299.2亿美元），其对美依赖度在2018年至2023年间反而上升（3.0%增至3.5%）；食品、医药与化学品紧随其后，加征规模较大，但依赖度也在此期间上升。相对而言，投影机及无线电设备的加征关税规模仅为7.8亿美元，但其依赖度却显著下降（4.6%降至3.2%）。这表明进口依赖度的下降更可能由其他因素驱动，而非单纯的关税反制措施。

上述对美进口依赖度降低的领域，或更多源于进口来源地的转移。从依赖度下降显著的机电产品来看，投影机和手机的进口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作为转口城市）的份额显著上升，分别从2018年的26.1%和18.3%，上升至2024年的35.7%和25.7%，呈现一定的来源地转移趋势。不过，由于近年来国内产业链的升级，这种转移或主要集中在零部件进口，而非整机进口增加。相比之下，中国在车辆及其零部件以及集成电路的进口国别结构上变化不大，未出现明显的进口来源地转移。

（三）进口替代的真实驱动因素？

为更准确地识别具备进口替代潜力，即高进口依赖度的领域，我们引入“中国商品进口份额”指标。由于对美进口依赖度受进口来源地转移影响，难以准确反映进口替代特征，因此我们引入“中国商品进口份额”指标，即“我国进口商品量/全球进口商品量”。数据显示，2018至2023年间，中国大部分行业进口份额显著变化：在生产资料领域，集成电路（34.9%降至32.2%）、电气设备及零件（11.0%降至7.1%）、机械设备及零件（8.7%降至7.5%）等进口份额显著下降，或得益于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消费品方面，手机（7.9%降至3.2%）、家电（3.5%降至2.5%）、家具（1.6%降至1.0%）、车辆（5.5%降至3.9%）等商品进口份额同样下降，或表明国内制造业的成熟与竞争力提升，逐步实现自给自足。

生产资料方面，以2022年美国《芯片法案》为代表的外部政策趋严，导致我国从海外进口关键零部件的难度加大，促使我国在生产资料领域加速进口替代。该法案通过限制美国半导体的出口和技术转让，加大了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外部压力。在2022年之前，机电产品进口和出口增速走势高度一致，反映了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先进口后出口的模式。但自2022年起，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速一度大幅下滑至-37.0%，本应该拖累加工贸易为主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速也同步回落,但外部政策趋严倒逼我国产业加快升级，形成进口替代，机电产品出口增速短暂走低后重新趋于上升，保持在4%，高于进口增速22%。这或显示出外部政策趋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的科技研发，推动了国内自主替代。

在消费品领域，汽车、家电、家具等行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近年来国内价格加速低于海外价格，也促进进口替代提速。2018年至2023年间，家电（进口份额从3.5%降至2.5%）、家具（1.6%降至1.0%）和新能源车（5.5%降至3.9%）等消费品的进口份额呈显著下降趋势。在这些领域，国产品牌依托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链的价格优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逐步减少了对进口的依赖。截至2024年9月，车辆和家具的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为94.6和84.6，低于进口价格指数的100.1和97。中观数据显示，新能源车、家电和家具的进口依赖度（进口量/总销量）均逐年下滑，进一步验证了进口替代进程的加速。

综上所述，中美关税博弈中，我国关税反制难以实现进口替代，加速替代进程的关键在于外部政策趋严压力、国内技术进步以及产业链的价格优势。在高进口依赖度领域，具备较大的进口替代空间是必要条件，而外部政策趋严的倒逼、国内技术提升以及产业链的价格优势则是充分条件。过去的经验表明，美国对华颁布的《芯片法案》限制我国关键零部件进口，倒逼中国制造业主动升级，填补零部件供给短缺风险，实现进口替代。展望未来，随着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的进一步升级，中国或将在高进口依赖度的关键领域实现新一轮技术突破。

风险提示

1）贸易政策超预期变化。特朗普关税政策在税率、加征时间、范围上发生改变。

2）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影响主要经济体政策。

3）海外央行货币政策调整。高利率将压制美国补库需求，利空我国出口。

注：内容节选自申万宏源2024.11.11研究报告《中方关税”反制”会否加速进口替代？——宏观专题报告》，证券分析师：赵伟、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