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金融圈”，关注并置顶公众号 金融圈大小事，第一时间送达！ 导读：金融开放刚刚在博鳌论坛上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金融开放势在必行，而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开放的道路也曲折却坚定。那么究竟要如何开放？才能既可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又能避免98年金融危机的悲剧发生呢？ 本文来源公众号：投行大师兄（ID：touhangdashixiong） 2015年1月22日，兴风作浪了一辈子的著名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宣布终极退休。 23年前，他因狙击英镑大赚20亿美元而名满天下，被西方国家誉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 在中国，人们真正熟知这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是在1997年。那一年，索罗斯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惊动了整个世界。 一 20世纪60年起，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下，亚洲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 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风险，最大也最显著的就是庞大的房地产泡沫。 这让精明的索罗斯嗅到了赚钱的机会。他选择的第一个袭击目标，是经济相对薄弱且有明显缺陷的泰国。 泰国在1997年初，宣布开放金融市场并放松资本管制，从而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这意味着，外国人对泰国的投资不再受种种制度上的约束。 按理说，既然国际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泰国（泰铢市场），那么泰铢的汇率（价格）就要受供需关系的影响，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泰铢却是保持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只要存在违背市场规律的“价格管制”行为，就一定有巨大的套利空间。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索罗斯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后，于1997年7月2日正式向泰铢开炮。随着索罗斯的大肆抛售，泰铢汇率迅速下跌，恐慌的泰国老百姓们也纷纷加入了抛售泰铢的队伍，这进一步加剧了泰铢的下跌。 泰国当局很快采取了“护盘”行动——他们试图通过不断买入泰铢的方式维持汇率稳定。无奈整个泰国的外汇储备中只有可怜的100亿美金，面对索罗斯500亿美金的子弹以及汹涌而来的卖盘，这无异于杯水车薪（由此可见外汇储备对于稳定汇率的重要性）。 最后，泰国政府扛不住了，只好被迫宣布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当天，泰铢应声贬值了20%。在随后的几天时间，泰铢还在不断下跌，累计跌幅超过50%。 通过在外汇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上联合做空的方式，索罗斯狠狠地赚了一笔。随后，他又如法炮制，接连成功袭击了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一场轰动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式爆发了。 二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次危机中，中国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万幸的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市场比较封闭，并没有像其他亚洲国家陷入危机的状态。 但是，泰国的惨痛教训却给让中国的决策层意识到：金融开放是一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宜晚不宜早，宜慢不宜快。 金融开放，不仅仅是指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这么简单，还包括了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等多个方面。 其实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国要开放金融市场，让海外投资者也可以自由买卖国内的股票等有价证券，那么就必须要让跨境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跨境资本的流动，必然就会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汇率的稳定性。 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又叫不可能三角）所阐述的内容：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只能取二舍一。 要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必须采取完全的浮动汇率政策。而对于一个出口依赖型国家，浮动的政策肯定是对中国肯定不利的。 所以，对于是否完全实现金融开放的问题，中国决策层一直顾虑重重。 在1998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像泰国、韩国等国家一样实现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 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汇率改革——将此前的盯住汇率制度改成了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次汇改直接推动了两年后（1996年）经常账户自由兑换的提前实现，从而解决了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大激发了外资进入国内市场的热情。（注：经常账户，是用来记录一国商品贸易及服务收支的账户。） 这次改革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标志着我国对外贸易开放的正式起航。 此后，很多人建议：按照国际惯例，赶紧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注：资本账户，是一国用来记录借贷、投资等国际资本流动的账户） 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冷静了下来。 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中国政府能选择的只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以及资本管制”这个组合了。 正因如此，从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代时间内，除了一些对外合作的尝试以外，中国整体上的金融开放的脚步都比较慢。 三 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金融开放问题就不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变成了“怎么干”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在入世时曾经作出过一系列关于金融开放的承诺。包括，允许外国资本在一定比例内投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券商），取消外资机构在业务地域、牌照发放限制等等。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已经兑现了大部分的承诺。尤其是在2015年“8·11汇改”、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后，金融开放的进程开始加速。 比如，有数据显示，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推出，外资已经成为A股的第三大机构投资者。截至2017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A股股票资产已达1.17万亿，较年初增长约5255亿元，占同期A股自由流通股市值的5.18%。未来，伴随A股加入MSCI，必将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股市。 除了银行、保险、券商外，更多的金融领域正在向外资放开。就私募而言，目前已有包括富达、瑞银、施罗德等11家外资机构的全资子公司获得了私募基金管理人资格。 此外，成立亚投行，中国原油期货上市，通过 CDR引入海外独角兽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国金融开放加速的证明。 但是，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外资在银行和券商领域的持股比例分别存在20%和49%的上限；外资券商和寿险公司无法在国内设立独资公司等等。也就是说，我国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上尚且不够。 这也是西方国家经常质疑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于金融开放，来自中国内部的动力也是显而易见的：40年的贸易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为中国积累了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也坚定了国人改革开放的信心。随着我国金融领域顶层设计和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开放金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da大提出：“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到：“有序开放银行卡清算等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新上任的易行长，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扩大金融业的开放，提升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越是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是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不断地积累风险。” 种种迹象表明：2018年，将是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元年。 最后 关于金融开放，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究竟要如何开放？才能既可以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又能避免98年金融危机的悲剧发生呢？ 易行长曾经给出过3个原则： 第一条，金融业作为竞争性的服务业，应当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 第二条，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以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 第三条，金融业的开放要和防范金融风险并重。我们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要与金融的监管能力相匹配。 概括来说就是，这一次的金融开放必须确保金融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防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的协同发展。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次金融开放的节奏应该怎样呢？ 这还用说，当然是“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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